王平,任祓,孙翠微

中国高校现阶段主要有两个痛点:一是筹资高度依赖政府财政,限制了大部分高校的发展潜力和可持续发展;二是投入(成本)与产出质量(学生培养、科研等)的评价联系不紧密,教育成效、科研成果和产出效率都较为低下。

2015年中国高校在校生规模达到3700万人,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共计2852所,居世界第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极大提升了中国人口的素质,但中国的高教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尚存在一定差距。对比国外领先高教系统和大学,我们发现中国高校现阶段主要有两个痛点。一是筹资高度依赖政府财政,限制了大部分高校的发展潜力和可持续发展;二是投入(成本)与产出质量(学生培养、科研等)的评价联系不紧密,“重科研轻课堂”的现象普遍存在,教育成效、科研成果和产出效率都较为低下。

我们将就这两个主题在下文展开进一步阐述。

1.探索可持续性筹资战略

“赢家通吃”,即少数几个市场领先者占据了绝大部分资源,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市场现象。过去10年,受资源全球化、筹资多元化、产业合作深化和教学数字化的影响,全球高等教育界“赢家通吃”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资源全球化——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跨国流动日益频繁,领先大学纷纷全球布局,对于优质国际教学研究人才和国际学生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筹资多元化——国内外顶尖公立大学筹资渠道非常多元(横向或纵向科研经费、学费、校友或社会捐赠等),降低了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有利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产业合作深化——高校与产业在互荣共生中共同发展。产业合作的主流不再是以创收为目的的短期合作,而是走向科研前沿且对产业产生深远影响的长期关系。

教学数字化 ——以Coursera 、Udacity 、EDx为代表的网上课程平台(MOOC)层出不穷。2015年,500多家大学开设了MOOC。

以中国高教为例,越是排名领先、资金资源雄厚的大学,在进一步获取多渠道资源的尝试上越发成功。以清华大学为例,政府直接财政补贴仅占其2015年学校总收入的31%。而大部分的非名校和地方性大学则跟进乏力,资源向一流大学聚集的现象非常明显。

在多元化筹资的道路上,除了少数几所领先的大学之外,大部分的中国高校仍在资金资源的争夺中苦苦挣扎。

国外大学多元化筹资的成功经验

纵观国际一流名校,往往形成了稳定且多样化的筹资渠道(如校友和社会捐赠、产业合作、市场化的学费收入等)。不仅私立大学对政府拨款的依赖近乎于零,公立大学(如加州大学各分校、密歇根州立大学等)也通过多渠道市场化的筹资方式减少了对政府财政的依赖,政府投入仅占其总收入的 20%—30%左右(见图1)。国外大学在筹资渠道上根据自身特色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例如哈佛大学以其庞大的校友基金闻名,而加州理工大学则获得大量的政府和产业提供的科研经费。

高教1

根据自身特色,发展多元化筹资

我们以国内一线城市某新兴地方性大学为例,首先分析了国内多种筹资渠道的体量和获取的难易程度。2013年全国除直接财政补贴外,高校额外筹资来源共计3056亿元 ,其中除学费 (61%) 和研究经费 (24%) 这两项以外,420亿元(14 %)来自产业合作,以及极少的校友或社会捐赠(1%)。

然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每个渠道的可行性。发现产业合作与这所大学的定位和优势十分契合,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通过积极的产业合作,大学将为其城市建设创新产业生态圈发挥关键的纽带和平台作用。而此大学对自身高新科技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使其可胜任产业创新生态圈的核心角色。其次,产业合作的资金池在不断扩容。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移至中国,增加了与中国高校合作的机会。同时,本土科技公司的发展壮大催生了更多的科技研发需求和资源投入。再次,作为一所地方性大学,在地方性政策扶持和地方性横向经费的获取上有天然优势。综上所述,这所大学可将学校的发展和地方产业创新的腾飞紧密联系起来,在前期开始建立学术和产业联系网络,积极布局产业合作。

而在产业合作的具体模式上,科技园区对这所地方性大学来说影响最深远,是可长期持续的模式。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区 (SRP,Stanford Research Park)是全球认可度最高的最佳案例。斯坦福大学凭借其绝佳的地理位置,全球顶尖的声誉、人才和科研实力,吸引了140家企业的2.3万名员工,包括特斯拉、惠普等行业巨头。国内大学比较成功的是清华科技园。

SRP对于此所大学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首先大学位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并且坐落在一片新兴产业园区中,同时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地方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而牵头打造科技园区对于高校、政府和入园企业来说实为共赢。

综上所述,在资源争夺日益激烈的中国高教界,大学应快速转换思路,将政府资助视为辅助来源,而非唯一的资金来源。同时在积极发展多元化筹资的模式上,深刻挖掘自身的独特优势,形成差异化的筹资模式,才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科学衡量我国大学的绩效

如何更有效地衡量高校产出的质量和效率,从而系统性推动更有效的教学和科研产出呢?在此,我们借用产业界管理绩效的成功经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绩效进行衡量。

我国大学绩效管理的痛点

中国的高等院校对于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产出成果缺乏统一的系统性衡量标准。各地高校习惯于“以自己为尺”,自己设立 KPI标准。在2016年4月教育部发布的首份《全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中,对于学校的产出质量的衡量标准多为定性指标,且定义不清,给报告的解读带来了很多困难。同时,政府对同高校的财政投入和高校的产出并没有紧密挂钩,很难看到国家的钱是不是用到了刀刃,更无法衡量财政投入的分配是否合理。

设立衡量指标

从国际一流高校的经验来看,一所卓越的大学应具备高质量和高效率的产出,同时要确保充足资金投入且合理分配(见图2)。

高教2

产出质量的衡量指标

国际通行的产出质量指标分为四类:学校声誉、教学效果、科研效果和社会经济影响,进一步可拆分为 9个小项。学校声誉由国际、国内和校内三个维度的声誉构成。教学效果包括了教学成就水平(例如毕业率,教学满意度等)和毕业生向下一个人生阶段过渡的预备程度(例如就业升学率,第一份工作年薪等)。科研效果既包括了学术方面的衡量(例如论文引用量),也包括了科研成果对产业的推动作用(例如科技转化收益)。社会经济贡献涵盖了学生和毕业生创建的企业和发起的社会公益活动的积极影响。四大类和九个小项涉及的具体衡量指标有很多,应根据国家地区的特色和学校发展所处阶段,有针对性地选择既重要又实用的指标。

那么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学应该如何在众多产出质量指标中实现进一步聚焦或优先排序呢?我们观察到领先的研究型科技大学,诸如加州理工、麻省理工、加州伯克利和上海交通大学,在教学和科研指标上的表现都很优秀。但对新兴大学来说,短期内可侧重衡量教学指标。

产出效率的衡量指标

产出效率也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平非常重要的评价维度。下面我们以三个产出效率指标来说明,每一个都与国内外领先大学对标。对标对象包括美国私立大学(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美国公立大学(加州伯克利、密歇根大学),欧洲公立大学(伦敦帝国学院、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亚洲新兴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韩国浦项工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以及中国领先高校(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产出效率指标1:学位成本

学位成本是一所大学将一名新生培养成毕业生所需投入的平均总成本。对于类型和地域相仿的大学,在各产出指标基本接近的情况下,相对较低的学位成本说明办学更加高效,相同的资源投入能够培养更多质量相近的毕业生。

虽然每所大学的数据口径有所不同,但是关于学位成本的对标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规律。其中美国私立大学的学位成本最高,美国公立大学的学位成本区间差异很大。亚洲的领先大学,如清华、浦项,在学位成本上已经达到了美国领先公立大学的区间。其他的对标亚洲大学,虽然学位成本较低,但也已非常接近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平均水平。

在对标大学中,加州伯克利在教学科研产出非常优异的前提下,学位成本在美国对标大学中最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也具有较高的国际声誉和排名,同时学位成本又相对较低。对于一所中国高校而言,与谁进行有效的对标是有待完成的思考和选择。

产出效率指标2:首份工作年薪与学位成本之比

与就业升学率不同,对标大学在首份工作年薪上的差异较大,当然收入水平本身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但除以学位成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地区差异造成的差异。因此我们看到,慕尼黑工业大学、南洋理工和加州伯克利以较高的年薪与学位成本之比位居前列,而首份年薪绝对值最高的大学(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并不是“性价比”最高的学校,其中一个可能因素是其产出主要体现在科研(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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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效率指标3:论文引用次数与总科研成本之比

在科研投入基本对等的情况下,论文引用次数越多,显示科研产出效率越高。对标研究显示,加州理工虽然总引用次数不及美国其他学校,但是效率最高,充分体现了其坚持的“小而精”办学理念和高水准研究型科技大学的定位。在新兴市场,韩国浦项工科大学一直以来以加州理工为标杆,有的放矢地引进最优秀的科研团队并进行重点投入,所以也表现出了相对高效的科研产出。作为快速成长的年轻研究型大学,浦项工科大学大力吸引优秀团队,聚焦投入重点项目的策略值得借鉴。

需要注意的是,产出质量和产出效率指标需分阶段落地,并与教研人员的评估系统紧密联系。

业绩管理在中国高教系统的应用

我们建议,针对各类型的大学设定一套全面且可衡量的产出质量标准,以对我国高教的产出质量进行清晰、准确的衡量。在上述若干产出质量指标基础上,进一步设定几个简单清晰的产出效率指标,鼓励各高校在维持一定产出效率的前提下,通过更多更优的教学科研产出来有力支撑对政府财政补贴的诉求,确保政府补贴得到最有效使用。

 

作者诚挚感谢同事张海濛、 Li-kai Chen和Jonathan Woetzel对本课题的悉心指导和贡献。

王平为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常驻上海分公司;

任祓为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合伙人,常驻上海分公司;

孙翠微为麦肯锡咨询顾问,常驻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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