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cilia Ma Zecha: 今天我们探讨亚洲商界的一件大事“一带一路”。它可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雄心勃勃的经济外交战略。抛开外交与政治不谈,对于生活工作在该地区的人们而言,“一带一路”到底意味着什么?

Kevin Sneader: 一方面,“一带一路”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合作平台。 “一带”是一条陆上通道,它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贯通欧洲,延伸至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一路”指 “海上丝绸之路”,亦即航线,从中国直至威尼斯。“一带一路”覆盖了全世界65%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四分之一的货物与服务流通。这正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一条潜在的贸易路线。

Cecilia Ma Zecha: Joe,那为什么现在它很重要呢?

Joe Ngai: 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下滑。许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出口贸易下一波的增长点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将在沿线多个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增加影响力,建设基础设施,着力发展那些过去十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领域。

有待观察的是,在未来十年,中国奇迹能否在沿线国家复制成功?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许多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相当不完善。我还记得每次带外国代表团来中国,他们总是讶异于火车、火车站、机场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老实说,这些都是过去二十年创造的奇迹。

问题是这些项目如何获得融资:是否需要进行长期规划,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是否愿意采用中国模式和中国的基础设施,并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版本。

Kevin Sneader: 有人将“一带一路”比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欧洲重建的关键,然而它只有“一带一路”构想规模的十二分之一。

关键在于规模。我认为“一带一路”能否成功要看两点。第一个是有足够的“钱”,且各国政府愿意“花钱”。

第二个是明智“花钱”。资金错配是实实在在的风险,其结果非但不会促进贸易或经济合作,反倒浪费在一些一开始就不该投资的项目上。

Cecilia Ma Zecha: 能否具体说说挑战,例如资金、融资。

Kevin Sneader: 我认为,现阶段的成果至少可减轻人们的怀疑。先谈谈资金方面吧。亚投行已经成立。

人们也曾怀疑亚投行能不能成立。毕竟,它的创始资本高达1000亿美元,中国要出资三分之一到一半(看具体的统计方式)。结果,亚投行如期成立了。它的管控模式比想象中更为透明,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强国对其认可度也比原本预料的要高。

丝路基金也设立了。同样,我们需要观察它的实际运转情况。这笔基金毕竟高达400亿美元。另外还有专门为“金砖国家”融资而设的新开发银行。筹建新开发银行所需投资约为1000亿美元。理论上来说,这些融资渠道已经从规划蓝图逐步变成现实。它们如何运营、如何利用资金仍需观察。

Cecilia Ma Zecha: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呢?Joe, 你有什么看法?

Joe Ngai: 尽管目前已有亚投行、丝路基金和新的开发银行,但相对于巨大的基建投资需求(每年2万亿至3万亿美元)而言仍是杯水车薪。基础设施占到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问题是,就算这些新银行、新基金都到位了,它们能否改变投资者对很多新兴市场风险的看法?

投资者能否一路相随——多数新兴市场的基建项目有很大风险,包括耗时漫长,政治风险,不确定性也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投资者对沿线地区一直望而却步。

现在中国把银行、基金组织起来支持基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还需要其他国家携手共进,以此为契机,克服那些长期以来的不利因素,也就是要熟悉沿线国家的风险。

Kevin Sneader:用好这些资金,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要有透明度。如果要吸引私募资金,就必须明确回报率,公开资金配置方式,协调好公共资金与私人资金,建立起普适的市场导向准则,以及制定跨境监管体系。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但都还未实现。难以有效利用资金的那些国家,在筹划并实现上述要求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Joe Ngai: 中国的意图也应透明。国际上有一些猜测,怀疑中国借“一带一路”扩大政治影响,自然有些国家对“一带一路”不是很欢迎。

Cecilia Ma Zecha: 在两位看来,其他亚洲国家是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它们如何与中国携手共进呢?

Kevin Sneader: “一带一路”对亚洲国家意义重大。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我主持了东盟(ASEAN)国家代表参与的讨论会。有趣的是各国的态度不同,即便同为东盟成员国。

印度尼西亚显然非常期待“一带一路”,希望中国基建投资在其最需要的地方带来帮助。马来西亚无疑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菲律宾的重点在内贸,贸易国家是它的一项挑战。所以呢,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的反应至少是,“好吧,我们来看看经济成果。”起码对此抱有热情。

Cecilia Ma Zecha: 还有哪些争论的焦点?你们觉得日本、美国或亚洲以外国家的看法?

Joe Ngai:亚投行的成立有很多的地缘政治角力。谁先加入?谁享有决定权?第一条铁路将建在哪里?谁先出资?我不确定日本或其他国家能否成为“一带一路”的重大受益国,因为涉及的国家太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但目前增长放缓。资本市场也处于震荡期,股票市场波动不断。另外,中国多个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在国内环境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新的企业能把多少精力放在海外市场呢?

有人认为这属于海外业务部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根据我们在中国多个省份的工作经验,我们发现内部挑战非常普遍。 “一带一路”非常伟大,但是不要忘记,国内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需要同时应对国内外双重挑战。

Cecilia Ma Zecha:你们两位常驻香港,在你们看来,香港将发挥哪些作用?是否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Kevin Sneader: 我认为香港或许不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会令许多人失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沮丧,因为香港过去一直是中国连接世界的门户。现在香港仍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人民币交易中心,以及中国公司与西方企业进行合作时寻求建议、意见和帮助的中心。所以说,如果香港未能扮演重要角色,的确会让人感到失望。

今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他的讲话非常耐人寻味,重申了香港的优势和机遇。

第一个优势是区位。可以说地理位置成就了香港的繁荣。第二个是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城市开放度的标杆——连续21年在贸易开放指数和其他衡量指标上名列前茅,也就是说,香港被公认为一个可以做生意的地方。第三是服务业专业化优势。张德江委员长特别强调香港在咨询、工程、建筑等行业的专业服务和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同时还谈到,这些专业知识和人才能否运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第四个是人文优势。香港拥有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他还提到这些优势应在全新机遇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相信香港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不过我觉得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们希望香港能在‘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中发挥作用”。至于香港是否会选择发挥作用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最终将取决于商界及领导层找到值得投资和带来回报的机会。但我认为积极因素比负面因素要多。

Cecilia Ma Zecha:您同意吗?

Joe Ngai:当然。我觉得这对于香港的专业服务业来说是巨大利好。过去中国内地大力投资基建,香港的银行家、建筑从业者、项目工程师、风控经理等纷纷北上。正是中国内地的十年大发展帮助了新一代的香港专业服务业茁壮成长。

现在的问题是能否抓住契机再创辉煌。沿线国家的挑战更大,语言不通,而且风俗习惯和法律体系也截然不同。这些都要去了解和适应。但是说实话,香港的优势还是比劣势大。我觉得就自身条件而言,没有其他城市比香港更适合发展这些业务了。作为香港人,我认为我们胜券在握,但同时也需要加强各方面的能力。

Cecilia Ma Zecha:如果我领导着一家在亚洲拥有业务和客户的公司,上述讨论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在未来几个月我应该留心哪些方面?

Kevin Sneader: 每出现一个怀疑论者,就会有两个乐观主义者。商业领袖会议获得如此高的参与度令人振奋——不管是从参与的人数、来自的国家还是从事的行业来看,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已经有人着手抢占先机。我们发现建筑、金融、咨询等行业的领先者都已蓄势待发。

当然,现阶段最保守的做法是,你选择冷眼旁观,觉得这不过是外交举措,经济性方面还有诸多问题,不可能覆盖到那么多国家和地区,也不可能实现财务回报 。你也可以选择另一种做法:“如果我置之不理,很可能会错失一个千载难逢、参与全世界最大规模贸易合作的机会,错过大力提高基建投资、提升贸易能力的机会。虽然现在这一切仍是假设。”你可能会问自己,“我是真的袖手旁观,还是应该加深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投入更多时间和资产呢?”

基于当今形势的判断,我应该会选择后者。换句话说,至少要参与沟通对话,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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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Kevin SneaderJoe Ngai均为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常驻香港分公司。
Cecilia Ma Zecha为麦肯锡亚洲数字传播的负责人,常驻新加坡分公司。